文/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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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世界杯開賽前，我需要從中國出發(fā)，前往俄羅斯索契，那里是巴西隊的訓(xùn)練營所在地。世界杯前半程，我將在索契度過。  

然而在預(yù)訂機票時遇到了麻煩。我原以為中俄之間航班眾多，臨時預(yù)訂不成問題，卻忽視了一個地理常識：俄羅斯地跨歐亞大陸，莫斯科位于西部，而索契更靠近土耳其、高加索和中亞。從中國飛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再轉(zhuǎn)飛索契，等于繞了一個大圈。

我查閱了所有飛往索契的航班，終于找到一條“捷徑”：從中國飛到俄羅斯新西伯利亞，再轉(zhuǎn)飛索契。這幾乎是一條直線，且兩段都是廉價航班，價格實惠。  

但問題來了：飛往新西伯利亞的航班只有第二天早上從北京出發(fā)的一班，否則要再等幾天。當時我在四川老家探親，于是趕緊收拾行李，叫出租車去距離最近的城市瀘州，再從那里坐大巴到重慶機場，趕最晚一班飛往北京的飛機。  

出租車司機年紀不大，顯得有些猶豫，因為當時他正準備收車，下午要送孩子去參加高考試坐。然而，送客去一趟瀘州可能相當于他一兩天的收入。在給妻子打了個電話后，他同意接單。

沿途路上的風景是我從未見過的。小時候從老家去瀘州，要經(jīng)過險峻且事故頻發(fā)的江門峽。新修的高速路完全避開了那些狹窄深邃的河谷，宛如一條緞帶飄在川南丘陵之上。一路閑聊，得知司機是從農(nóng)村進城務(wù)工并定居下來的，開出租車雖然收入不多，但夫妻倆都有工作，生活還算滿足。  

車到半路，司機想起孩子，嘆了幾口氣，說沒送孩子去試坐，他有些難過。畢竟，這是早就答應(yīng)孩子的事，而且“一生很可能只考這一次”。  

在那之前一年，我也剛剛成為父親。除了父親的柔情，在司機身上還有我欣賞的分寸感。他并不是那種大大咧咧的縣城小市民，雖然向我分享了許多自己的故事，卻從不打探我的底細。在瀘州汽車站外，我多給了他50元，叮囑他用于回程走高速，早點回去陪孩子，不必省錢走江門峽老路。  

他發(fā)動車準備離開時，我突然想起什么，又叫住了他。  

“師傅，明天你記得讓孩子坐這個位置，這是瀘州市高考狀元剛坐過的，他會有好運。”  

“真的啊？”他驚訝地喊道，臉上對孩子一路未散的內(nèi)疚一掃而光。  

我對他確認，這是真的，但叮囑他不要告訴孩子。他激動地拍起手來，高興地與我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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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用“狀元”來介紹自己，也是多年來唯一一次主動向陌生人提及我的高考成績。事實是，如果不是司機反復(fù)提到自己缺席孩子高考試坐的內(nèi)疚感，我根本不會想起昔日的成績。  

我習慣沉浸在有趣的事情里，高考顯然不屬于這一類，高考成績也一樣。對我而言，那只是一次中性的經(jīng)歷：我去了想去的學(xué)校，學(xué)了想學(xué)的專業(yè)，僅此而已。學(xué)校和家人的慶祝都不在我最珍貴的記憶中。我甚至會在老家的熟人使用“高考狀元”一詞的時候感到不適和難堪，歸根結(jié)底，我很害怕人生被總結(jié)進那些考題里。

然而，司機對孩子高考試坐的虔誠，讓我想起馬拉多納在女兒高中畢業(yè)典禮上飆淚的場景。高中畢業(yè)值得慶祝嗎？對迭戈來說確實值得，他說：“我們家終于有了第一個高中畢業(yè)生。”  

以司機的年齡看，他應(yīng)該比我大幾歲。在川南老家，許多那個年代的農(nóng)村子弟只上過初中，高中畢業(yè)的都很少。孩子參加高考，象征著家庭的世代突破，下一代做了上一代未做的事，無論前路如何都令人激動。 

每個人都在尋找突破，因為每一種突破都意味著與過往千篇一律的生活有所不同，即便這樣的突破在他人看來稀松平常。對于我也一樣，我看到孩子在意大利接受足球訓(xùn)練，每周參加比賽，我感到由衷的快樂和滿足感，因為這樣的童年是我不曾有過的，盡管這對于許多歐洲家庭來說，是常態(tài)里的常態(tài)，稀松平常里的稀松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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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血來潮對司機說出的那番話，實際上是兜售了自戀和迷信，但我相信這是充滿善意和同理心的舉動，并且確定這可能給一個內(nèi)疚的父親帶來些許安慰。很多時候我們在生命中都有過這樣的猶豫和內(nèi)疚，為了錢，必不可少的錢，放棄陪伴，放棄愛的禮儀。我想要用意外和神秘給他提供金錢以外的補償。

在我的個人歷程中，最大的分岔口不是高考，而是持續(xù)過多年的抉擇：是深造投身學(xué)術(shù)，還是繼續(xù)做足球記者，放棄象牙塔的追求。  

某種程度上，我與象牙塔保持距離，部分原因也是我接觸過不少歐美知識人士，他們往往鄙視足球，認為它是大眾的精神鴉片，充滿非理性和狂熱。足球只有在南美才得到了跨階層的熱愛，但那是遙遠的南美。 

如今，我與知識界的距離已如一條不可修復(fù)的鴻溝，我對“足球精神鴉片說”也有了更多理解。攻擊足球，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知識階層的“欺軟怕硬”：他們把對資本、權(quán)力的反感火力集中到足球上，卻不愿深刻抨擊那些散布民粹和民族主義毒藥的大機器。他們醉心于打造讓自己迷醉其中的高等消費品和高端麻醉藥，為其套上藝術(shù)和小眾的華貴外衣。

就像足球，如果它真是“精神鴉片”，那至少是毒性最弱、好處最多的一種。或許，“鴉片”一說純屬惡意，足球更像是一種“精神巧克力”。  

執(zhí)教巴拉圭國家隊的阿根廷教練阿爾法羅曾分享過一個故事。他在超市遇到球迷，球迷說：“教練，我工作辛苦，常入不敷出，但每次看國家隊的比賽，就是我最快樂的日子。”阿爾法羅以此激勵球員，“這是我們戰(zhàn)斗的理由。”

馬拉多納在“糖果盒”。

權(quán)力和資本解決不了自己制造的問題，難道足球就有責任和義務(wù)去解決它們？足球能為困于這些問題的人提供安慰，這有什么不好？沒人能為“永遠”和“絕對”找到解藥，但足球能為當下提供慶祝的理由。  

現(xiàn)在，我想到一個合適的比喻：足球是大眾的“精神巧克力”。這來自一段關(guān)于狗狗的對話。 

Oliver對著咖啡館里吃甜點的一對老夫妻流口水，坐得端端正正，希望分到一塊甜點。  

“我不能給你，這是甜的，狗吃甜的會死。”老爺爺說。  

Oliver跺了跺前腳，搖著尾巴，坐得更端莊。  

“你知道它在說什么嗎？”老太太問老伴，“它在說，沒關(guān)系，你讓我死吧。”

本文原載于第911期《足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