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足球評論員 傅亞雨

1月3日，新一屆中國足協公布了首批新政，都是關于職業俱樂部的。新政的核心就是三項——放開俱樂部球隊冠名、放開俱樂部異地遷移以及上場外援名額增加。

足協新任掌門宋凱把三板斧砍向了聯賽和俱樂部，盡管新政依然不可避免地遭到爭議，但至少宋主席還是弄對了中國足球的因果關系。政績壓力，是背負在每一任足協掌門身上的，宋凱的許多前任，為了贏得政績，都選擇了最直觀、最直接和他們認為最易掌控的國家隊，可他們中的有些人不明白國家隊的羸弱是“果”，真正的“因”是在青少年培養和聯賽及俱樂部，只在“果”上發力而不解決“因”的問題，只能到頭一場空；抑或是明明清楚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因為要改變“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他們等不起，只能選擇在國家隊身上賭一把所謂的“彎道超車”，最終這兩類領導無一例外都失敗了。

宋主席此番先向中國足球羸弱的“因”發起挑戰，至少在大方向向正確！而首批新政，雖然大方向無誤，但具體的內容，還是能清晰折射出新一屆足協班子在遠大理想和無奈現實之間的掙扎，甚至是妥協。

三項核心新政非議較小的就是俱樂部外援上場名額由4人增加到5人。增強中超聯賽的比賽水準和強度，才能為國足水平的提高打下核心基礎，只有高水平的比賽才能保證國腳的競技狀態甚至技術水準，這應該已是共識，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一直鼓勵中國球員留洋，而只要在國外能踢上比賽的球員都能感覺到自己的進步的內在邏輯。

當下中國高水平球員少、年輕球員頂不上來是客觀事實，要想提高聯賽比賽質量只能讓更多水準高于中國球員的外援上場，從而帶動國腳們保持較好的競技狀態，同時更多外援上場能讓中下游球隊能通過合理選擇和使用外援提高競爭力，并且也能和亞冠的外援政策對齊，這項新政沒有任何問題。

至于放開冠名，被很多人解讀為放棄中性名政策，這是明顯的誤讀，仔細閱讀足協的規定就能明白。事實上，上一屆足協班子出臺的俱樂部中性名政策，既是足改方案的要求，也是著眼于俱樂部長遠穩定和發展的良策，雖然在出臺伊始趕上經濟的去地產化、金元足球的退潮以及三年疫情這些足球圈無法預測也無法改變的客觀困難，導致中性名政策以及伴隨而來的俱樂部股權改造政策顯得頗為尷尬，沒能立即倒逼俱樂部改變生存方式，反而導致大批俱樂部死亡，但這一切并非是中性名政策造成的。此番足協放開冠名權，只是為俱樂部增加了一個商業收入的口子，且在根本上堅持了中性名的政策，其實沒有爭議。

真正有爭議的是放開俱樂部異地遷移的政策。確實，俱樂部的異地遷移有需求，一些俱樂部需要，一些地方也需要，新一屆足協班子在大量調研中都發現了這樣的需求。可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思考這些需要背后的邏輯到底是什么？其實不過就是急功近利罷了。有些俱樂部不愿意真正改變運營模式，不想費勁巴拉地深耕本地服務球迷，還是想依靠過去的投喂方式生存，而一些地方如果真想用心搞足球，完全可以從底層開始，讓球迷伴隨著球隊一起成長發展，急于引進高級別俱樂部也不過是當下的政績訴求。

無論是有異地遷移需求的俱樂部和地方，都與我們期待的俱樂部生存發展方式相悖，與中國職業聯賽和俱樂部長遠發展方向相悖，而過往的事實也已經充分證明，只想著到處找“奶媽”的俱樂部，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無一例外，差別只是時間的長短。

異地遷移的邏輯并不復雜，我們不該低估新一屆足協領導的智商，他們肯定能看到想到。三條核心政策，最后這一條的思路和方向與前兩條南轅北轍，只能證明宋主席目前壓力山大，需要通過這樣的方式穩住整體局面，避免局勢的進一步惡化，而這也是他今后能順利執掌中國足球的現實需求，一種無奈的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