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時隔3年重新全面迎回主客場，首輪聯賽，就有場均近2.4萬人的上座率，可喜可賀。一時間，人們驚嘆于“上座反彈”、“開局不錯”，特別是在北京和上海，分別迎來大贊助商京東、新投資方久事入主的兩大老牌豪門國安和申花，其究竟能有多少舊貌換新顏的程度？還是備受外界關注。悄然之間，中超聯賽似乎也要刮起一股新的春風，猶如在沉悶了許多個春夏秋冬之后，進入到一個新的春天，新的耕耘季節。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好比春分、秋分之時，就一定是晝夜平分？真的就要天亮了嗎？

有人說，聯賽第一輪后的積分榜應該“倒著看”，皆因上賽季前三名武漢三鎮、山東泰山和浙江隊，目前齊聚倒數三位，而且，還是首輪唯一沒有取得入球的三支隊伍。但細心的人會發現，更加有趣的是，上賽季BIG3所輸給的對手，皆是國企俱樂部：上海海港、上海申花和長春亞泰。這只是巧合嗎？也許冥冥中就有一種暗示在發力。

必須承認的是，三年疫情過后，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生態模式正悄然發生改變。2019年時，中超聯賽所呈現出的“房企當道，國企作陪”的局面，以恒大、國安、蘇寧和華夏幸福為代表的民企力量，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規模上，都要明顯占據主流，更重要的是，民營俱樂部對國有俱樂部所體現的，不僅僅是數量上的優勢，他們的經營理念，也在2010年至2020年期間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聯賽本身。

然而伴隨足球泡沫化的破滅，確切地說，是房地產企業越來越舉步維艱，特別是市場經濟伴隨3年疫情陷入低潮，中國足球環境的生態也在發生巨變。但從客觀來說，疫情只是足球生態巨變的一個催化劑。早在2019年左右，諸如蘇寧、華夏幸福等民營大鱷，已經出現欠薪現象。因長期不計成本的燒錢式投入，民營俱樂部面臨土崩瓦解早有預兆。

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中甲青島黃海開始尋求股權多樣化：青島港、青島啤酒、青島城投、青島國信、青島飲料、青島銀行、青島農商銀行7家企業，成為黃海隊的贊助商，同時，來自深圳的衡業投資集團，更是一躍成為俱樂部的大股東（握有63.625%股權），多年后回看這段歷史時，這家俱樂部也被認為是中國俱樂部股改的先驅者。

于是從2020年開始，中超、中甲所呈現出的一個現象，就是股改盛行。這其中的涉及面之廣超出想象。

一般來講，在國進民退的時代，職業俱樂部股改主要是指民營資本為軸，吸納國有力量，實現多元結構。這在《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第三項十一條也有指出，“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實行政府、企業、個人多元投資，鼓勵俱樂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場館等資源投資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資來源結構，推動實現俱樂部的地域化。”包括之后浙江隊、河南嵩山龍門、滄州雄獅等俱樂部的股改，都是遵循這一路線。

不過期間也有例外，比如職業聯賽30年來最成功的俱樂部之一山東泰山，就是由當初的國網一家當道，轉換為如今的“國網、魯能、文旅”三權分立。當然，那次股權改革也是基于國網三產改革的大背景下所進行的——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堅守電網主責主業，下決心退出傳統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務，并逐漸剝離非核心業務。

然而，股權多元化只是目前中超俱樂部的生存方式之一。國有企業全資入股，雖目前在中超屈指可數，但這種在早年間甲A時代流行一時的方式，反而保險系數更高，也更有生命力。比如這次申花由綠地轉入久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并不能稱之為股改。上海久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以100%持股上海申花足球俱樂部。相反在23年前，申花曾經歷由7家大型國企共同參股組建的歷史，然而有趣的是，在當年這7家企業中，久事集團就是其中之一。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從當初久事與另6家聯手參股，以混合所有制方式運營申花，到歷經20多年后，兜兜轉轉，又走上國有企業全資獨立運營模式。這究竟是足球世界在開歷史的倒車？還是人類社會螺旋式上升發展的必然？唯有時間才能給出答案。

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中國足球社會的國進民退，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只是在體現形式上分為兩類：一是仿效申花、海港、成都、長春的國有企業全資控股；二是如浙江、河南、滄州，走上民營結合國企的多元化股改之路。

然而，目前還有一些中超球隊，是深處于夾縫之中。比如大連人和天津津門虎，以當地足改小組或者體育局牽頭“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玩法，很難界定能夠維持多久。而諸如梅州客家、南通支云、青島海牛甚至武漢三鎮等民營球隊，也在為尋求股改而四處“燒香拜佛”。就說武漢三鎮在奪冠后不久，就在各處奔走相告，需求武漢乃至湖北層面的支持，但迄今是沒有任何進展。所謂香港衡寬國際集團的入主，目前并未體現在股權形式上的變化。而像梅州客家，自從去年8月，就已經在南方聯合產權交易中心掛牌，征集股權合作方，但同樣是杳無音訊。

從發展趨勢上來看，這些俱樂部的結局無外乎是三種：一是股改成功，攀上“國”字高枝；二是有國有資本全資收購；三是維持現狀數年，最終無力經營解散。而更客觀來說，這些球會也只是暫時性轉危為安，長遠來看，他們的未來充滿未知。

顯然，在中超聯賽全面恢復主客場之際，走市場應該是上策。但在大環境仍需時日才能完全恢復之際，有句話說得好，“靠市場不如靠市長”。

于是，像前文所提及的大連人和天津津門虎，據稱都已經在為未來數年開始籌劃，蓄力吸納更多的國有資本參股，這從兩家俱樂部將在今年部分場次，回歸所在城市的亞洲杯球場，就可看出些許端倪。

但其實不只是這些生在夾縫中的球會，那些國有全資控股的大俱樂部，以及股權多元化球隊，同樣是離不開政策支持。比如申花這次股權轉讓，就有上海市方面鼎力推動的作用。至于股改工程，那就更有賴于地方政策。但說起來令人嗟嘆，比如滄州雄獅，這家小球會的股改動作本來很快，但歷經兩年多為何依舊不能步入正軌？恰恰在于當地的人事調整。

當然在中國足球歷史上，這樣的故事并不新鮮，甚至都有點老掉牙。比如當年的四川足球，每當受到寵幸，自然蓬蓽生輝，甚至營造金牌球市。可這就是一個美麗的泡沫，一旦政策不予支持，最終也就一地雞毛。而在大連、上海、廈門，此等情景都曾如有雷同，比如十幾年前申花俱樂部那位著名的王姓董事長，在被雙規之后，從來都不用為發愁的申花，一度是曾有何其的落魄，也正因此走入朱駿時代的亂局，數年退居豪門行列。而廈門足球的落寞，就更加有代表性；一隊之興衰完全系于一人之上下，正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實，在職業足球改革的初期，人們就已經見識到，政策足球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后來，就像職業化改革步入歧途一樣，所謂的政策足球也越來越被異化，甚至只能帶來畸形的奢華。將近三十余年，有多少大俱樂部，大球會，都是消亡于這個觀念中。所謂政策足球，雖然是救亡路，但也可能是條不歸路。

所以，當今所謂的“求政策、傍大款”，也只能是短期行為。從原則來講，以聯賽為本，回歸市場，回歸民眾，這才是正道，除非不搞職業足球。

就好比近鄰日韓聯賽，他們所謂的多元化投資思路，與中超目前的股改形式，還是存在很大不同。

比如日本的東京FC，至2022年12月，該俱樂部的股東個數已達到360家，甚至還包括當地保險事務所、牙科診所等小企業。無論是從吸納企業思路，還是多元股東規模，都在本質上有所區別。而韓國K聯賽的一些市民球隊，雖然是由當地市政府主導成立并運營，俱樂部的所有權亦歸市政府所有。但在其中，很多俱樂部都會通過銷售公司股份，吸納當地的球迷、小企業、公司或社會團體成為股東，因此他們在韓國也有社區俱樂部之稱。

但在韓國，很有意思的是，像全北現代、水原三星等企業隊，迄今仍保留較為濃重的企業化名稱，只是那些市民球隊如仁川聯、濟州聯、江原FC采用中性隊名。其實，這恰好體現出所謂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一種思路：即中性名的推進，是否應該主要應用于混合所有制俱樂部，那些單一性質全資控股型球隊，是否應在候選之列？實際上，當我們今天重讀《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之時會發現到：鼓勵具備條件的俱樂部逐步實現名稱的非企業化，是有一個巨大的前提——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而在總綱之中，這一條也被歸納到“改革完善職業足球俱樂部建設和運營模式”第三大項，并未單獨予以闡述。這就不由讓人產生一種新的理解：俱樂部名稱的非企業化，是否應以優化俱樂部股權結構作為前提？

在一片茫然和混沌之中，中國職業聯賽走入到第30年，但很顯然，它的生態，還遠沒有而立。